27/1973年正月十三

    杜蘅看了无数遍，宁肯怀疑自己的眼睛。

    然而事实就是事实，确切无疑。

    她收到了两封，不，是三封，连同玻璃下压着的一共三封，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信。

    不新鲜，迟到四年，像一场恶作剧。

    几乎一样的话，嬢嬢在信上说了三遍——终于打听到他们父女俩所在，每月一封信，盼望能收到。祖父病逝于正月初一，丧事被她一个贫眼无识的老妇人张罗完了，她会继续写信。

    落款时间一样是1973年正月十三。

    老妇人落笔前大概在心里打过几次草稿，无论充当信纸的是什么，从不写出纸张所能承受的范围。

    这三封几乎一样的信，唯一不同在纸。

    毛边纸，报纸，香烟盒。

    这样的递进，如果从高到低，那是一种极为不详的信号。

    杜家以往拆信的错刀，刀柄上都包一层薄金。

    祖父用的是白玉刀，仿西周玉戈的形制，没有纹饰，工艺精巧细气。连开一封信的工具且讲究惯了的杜家，不会轻易用香烟盒纸来写信。

    杜蘅无声地心悸。

    香烟包装盒舒开不规则图形，嬢嬢娟秀漂亮的字迹整齐地躺在上头，无怨无悔。

    字不委屈，看的人替它委屈。

    杜蘅想象不到，也不愿意想象嬢嬢在怎样的情况下，怀揣怎样的心情，把字迹落到这张来历未名的香烟盒雪白雪白的内胆上。

    如果杜家真的到了这一步，用纸如此拮据，连一张体面点的信纸也找不出来了，那么以嬢嬢的性子，绝不会把写信机会浪费在一信多书，多投广投上。

    如果这个顺序是倒着来的呢？

    先香烟盒，再报纸，再毛边纸？

    似乎也无法解读出任何喜人的讯息。

    香烟盒作为信纸的出现的那一刻，已经打破所有希望存在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，杜蘅顿了顿，男人从身后抱住她，淡淡体嗅卷着春日草潮的生气，粗糙而平实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她问。

    陈顺说没有，一记吻落在发顶，口气沉沉的：“看你一个人这么站着，我心里没着落，就想抱你。你在怀里，我就踏实了。”

    他在门外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看她一个人，孤静静地立着，只穿一身单薄的旧衬衣，大气不出，窝着肩膀，两片肩胛骨像困顿久了的蝴蝶，要从皮肤里破出来。

    何止没着落，他心疼了不知几疼。

    信是他从场部找回来的。

    所以在清理污渍时不可避免看到几句，当下高兴变成疑惑，疑惑转向沉重。

    情绪上的跌宕起伏，他比她早一步完成。

    他甚至比她更早萌生出猜想：也许在重大变故发生之后，嬢嬢心里病了，忘记先前写过一封报丧信，所以才有三封一样的报丧信出现在这里。

    如果真是这样，过去四年，一名病人，至亲不在身边，老妇人要怎么过下去？

    杜蘅是不哭的。

    见识过眼泪有多没用的人，不会再在海拔3500的大荒漠上浪费任何一点身体储水，锅炉高温也蒸发过她的眼泪，那场像蛆虫一样的大雪，一场眼部感染，榨干眼眶所有储水。

    所以现在，她是一个少泪的人。

    陈顺告诉她，香烟纸夹着一封不成样的信封里，上面是串北京地址。即便不是嬢嬢笔迹，无论如何，他打算先打个电报，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找。

    尽管他这么说了。

    尽管他给她带来了一点希望。

    杜蘅心里不详的预感仍然在膨胀，无休无止，像宇宙不断膨胀一样，膨胀到使现实觉得十分拥挤，无地容身。

    她惊觉北京竟是这么遥远的地方。

    她还保有做囚犯的自觉。

    从来不敢联系绍兴家中，担心自己的成分会给本就艰难的嬢嬢祖父再添麻烦，她不能这么做。

    直到今年年后收到嬢嬢迟到四年的报丧来信，才敢把绍兴，把嬢嬢拿出来想一想。

    在这之前她从不敢想从前，更不敢想绍兴。

    “北京，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杜蘅闭了闭眼。

    太远了。

    哪怕嬢嬢在那里，她也到不了。

    何况嬢嬢未必就在那里。

    但陈顺说，就现在，他带她上场部邮电局，拍电报。

    他一刻也等不了，像军人听见他的集结号。

    而她的寡默，就是他一生最警备的号角。

    他粗疏的话如果经过修饰，会美得像宇宙所有星辰同时在打闪。尽管不修饰也很美。

    他说，他的情绪长在她情绪上，她难受，他比她还难受，她心急，他比她还着急。

    杜蘅问：“像寄生关系？”

    “啥是寄生？”陈顺蹬着自行车，叮嘱她如果觉得冷，可以藏进他的大衣里，听到寄生的解释后闷闷笑了，“你懂的多，话比我的精细。”

    他的情绪依附她的情绪活着。

    这点没错。

    自行车骑过一条机耕路，路过白天平田整地的土地时，杜蘅转头，对着陈顺心口位置说道：“可我没有养分提供给你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没有。”

    陈顺用下巴压了压她头顶，“有得很。”

    他身形高大，身体像个暖炉似的，源源不断散发出热源，两条长腿踩得自行车惨叫，从家到场部邮电局的一段春夜长路，还不够他蹬的。

    到邮电局时，一望大时钟，才九点。

    这段路，他狠狠踩来，把自己踩成一个冒蒸汽的热乎人。

    杜蘅从没来过邮电局。

    她连开回乡证明的场部办公室都没去过。

    大时钟，小窗口，滋啦滋啦的无线电波段，对她而言都是新鲜的。

    尤其是无线电波段。

    今晚穿绿制服在窗口值班的正是穗子，小伙子窝在窗口里，勾拉电话线玩，一颗脑袋已经歪躺在胳膊肘里。

    “穗子，拿一张电报稿纸。”

    “哥！”

    穗子一下来了精神，从凳子上猫蹿起来，没递电报稿纸，反而把一张乐呵呵的脸递了出来，因此也看见杜蘅，“嫂子也来啦。”

    伸出来容易，缩回去难。

    大晚上，杜蘅和陈顺电报没先打上，先救了脑瓜缩不回去的穗子一把。

    等把少年的大脑袋塞回去，时钟显示九点二十分。

    陈顺出了身汗，脱下大衣，把衬衣袖口折到臂弯。时钟咯哒咯哒在走，无线电波段滋啦滋啦在和。

    他弯下腰，看窗口里在手忙脚乱翻找电报稿纸的穗子几眼，改口说：

    “别找了，接北京电话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