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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痛苦。 我说：“‘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死亡，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要能说，我们死有所值’——你是应该为我感到欣慰的，不是吗？” 他点了点头，手扶住我的后脑，按在他的肩膀上，一时间，好像他又回到了那个高大的父亲的身份，他说：“是的，这是我和赛克萨德共同的信条。” 我说：“那么，请您离开欧洲。” 他说：“好……” 然后他把我的双手握在他的胸前，看着我的眼睛：“你要向我保证，不背叛你的信仰。” 我感觉得到那双手握着我的力度和决心，我笑了：“我从未背叛我的信仰，我所做的，都是想结束所有的错误。” 他说：“这场战争是错误的。” 我点点头：“总有一天……它必将结束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一个犹太人。” 我是一个犹太人，直到今天，我在面对我的民族的时候，没有了全部那些复杂的情绪，怨恨，同情，鄙视或者骄傲。我很平静就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就接受我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一样——那是一个事实，仅仅只是一个事实。 民族，能代表什么呢？ 我是一个雅利安人抑或一个犹太人，我都是我，并不因此高贵，并不因此卑贱，没有任何不同。 为何要划分民族？ 而一个民族却因为它的本身正在接受着残害和屠戮，这是不合理的。 一个错误，必然要让它终结。 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，我想做的仅仅就是这个而已。因为我明白，除了彻底抹平我们之间的天堑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彼此——既然我们都不能妥协。 站在港口，我极目远望，直到水天交接处那一个小小的灰色的船影再也不能被看见。 白色的海鸟在海岸线上空回旋，我呼出一口白色的雾气，海风冷得像冰——冬天来了。 北方的土地上，莫斯科下起了第一场雪。 德军的装甲在雪原上艰难地行进着。 一个星期后我返回里昂，带回了比利时和卢森堡两地的形势更新。 法国境内的空气因为苏联战场上的形势剧变而发生了微妙的扰动。 巴黎忽然变得安静起来。 我靠在椅子里，一手抠着自己的额头，一手紧紧地捏着一张电报，心脏在轰隆隆地撞击我的胸腔，办公室里非常静，我能听到自己的颈动脉的血流声，很急。 六个小时之前，我拍了一封电报至奥尔良旧部联 系人，四小时前我接到报告电报被截，然后半小时之前我接到了巴黎总理府的回复。 真是非常高效。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揉皱了的纸，看了看我的电报原稿，忽然觉得有些好笑： “截获此通讯请转巴黎总理府（以下为陆军密码通讯）—— 给刚刚复任的阿德里安?约德尔中将： 首先祝贺您的提衔。 想必您一定非常关心苏联前线的情况，作为“汉尼拔”的知情者之一，您应该已经计算到下一次会战的时间，我想我们的对结果的预测也是非常具有默契的。 如果您对此有疑义，我们可以探讨。 期待您的回复。” 第二十二次把稿纸揉烂，我郁闷地叹了一口气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搭错了，怎么读怎么觉得像是在……调戏。 我瞄了一眼回复。 “我不接受任何意义上的威胁。 另：请到巴黎来。” 我扭曲地笑了一下。 第二天下午，我带着文件前往巴黎总部，香榭丽舍大街的秘密会议结束之后，我趁着夜色走上了巴黎街头。 望着远处的埃菲尔铁塔，我的心头忽然涌上一股浓烈的怀念。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： “哎，这也算是假公济私……吧？” 我拐进一家咖啡店，玻璃转门上映出我的影子，高挑挺拔，有着很深的轮廓。我忽然惊觉看见了另一个人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安迪洛尔，那是赛克萨德。 深深的眼窝中翠绿的眼睛，据说那是负罪者的瞳色，我对着镜像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默不作声地推门进去。 唱片机里正放着，调子柔软缠绵，企图让人忘却时代的动荡与疯狂。 我在门边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向柜台走去，用法语对台子后面的侍者询问电 话机在哪儿。 “市内电 话都能打吗？” “能的，先生。” 我付了咖啡的小费，然后拨通了总理府的电 话。 接外线秘书用生硬的语气说： “约德尔将军行辕。” 我压低声音说： “特情组，转中将阁下专线。” “请报专线号码。” “7271。” “通过，请您稍等。” 电 话挂上，二十秒钟之后接通，我的心脏猛跳了一下。 那边是一声轻蔑的冷笑，然后是一个带着嘲讽的声音说：“您好，少尉。” 我像是被甩了一耳光，稳了稳声音，尽量镇定地说：“安东尼克。” 我说：“我找……他。” 他继续冷笑：“将军不接这个电 话。” 我说：“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。” 我握了握拳头，然后又松开：“如果他不愿意接我的电 话，他没必要还保留着这个专线号码，”我用冷静地声音道，“安东尼克，我在巴黎——是他让我来巴黎的。” 安东尼克说：“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说的呢？所有不该做的事情，你都已经做了，你自由了，你的家人都自由了，少尉。” “你是想来忏悔吗？” 我沉默了，电 话那边忽然传来开门的声音，安东尼克放下了电 话，但是他没有挂断。 他说：“将军，您的……专线。” 那个中性暗哑的声音依旧柔软地说着命令语：